作者：李桦桦（Wawa Li）、谢景炜 （William Ging Wee Dere）编译：九如

2025年1月26日，霍格（Marie-Josée Hogue）专员发布了《外国干涉公共调查》（PIFI）的最终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在华裔加拿大社区。这份报告恰好发布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发动经济战的几天后。外国干涉委员会调查并评估了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外国势力在2019年和2021年联邦大选中的干涉情况，涵盖国家层面及选区层面，包括对高级决策者的信息传递，以及联邦机构检测、遏制和应对此类干涉的能力。

为期16个月的调查听取了情报和安全机构、政府公务员、政治人物和官员的证词，并举行了公开听证会，以调查加拿大民主制度的完整性，并解决外国干涉可能带来的不良影响。该调查总费用超过900万加元。然而，最终报告得出的结论是，这两次大选受到的外国干涉并不显著。

政府层面回应“外国干涉”官僚机构浮出水面

PIFI调查的一个明确成果是暴露了回应”外国干涉“庞大的联邦官僚机构。共有23个联邦机构参与应对政府部门、机构、流程以及副部长委员会中的外国干涉问题，同时还有加拿大首席选举官办公室和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此外，还有4个监督机构，比如国家安全与情报国会委员会（NSICOP）。

PIFI并未说明到底有多少人受雇于这一庞大的外国干涉调查体系。然而，如果这一体系的任务是“发现”外国干涉，那么调查和寻找干涉行为的努力似乎可能无止境地扩大。

最终报告背后证词的审视

在报告中产生了重大影响。未经证实的陈述——从一种据称能够仅凭社区活动参与来识别外国代理人的公式，到来自某社区关注小组的匿名证词——都被用来将华人组织描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报告引用了一些精选的例子，如博物馆开幕上的争议以及一个旨在压制政治辩论的争议案件，这些都没有证据支持，而是依赖于道听途说、暗示和刻板印象的警告。一个例子是，任何在中国语言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上表达政治意见的人，都被怀疑与中国有关。最近（2月7日）的恐慌是由选举安全与情报威胁工作组（SITE）发布的未经证实的报告，该工作组设立的目的是监控外国干预选举，报告称微信平台上对自由党领导人候选人克里斯蒂亚·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发起了一场“恶意”运动，并声称与中国政府有联系。PIFI报告使媒体和议会委员会可以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自由行动。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在当前一项新的法律（C70）下，任何被标记为外国代理人都有终身监禁的危险，这种情况让人想起了麦卡锡主义的手段，危及开放的政治言论并削弱了社区的信任。

政治机会主义及对公众情绪的操控

这些现象都由机会主义的共同线索串联在一起，必须强调这一反复出现的模式，并追究公众人物的责任。因为他们应当为人民的利益行事，而他们的行为对普通市民产生深远影响。

在报告中，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新民主党议员关慧贞（Jenny Kwan）根据她的个人观点声称自己被排除在社区活动之外。她暗示，加拿大华人组织应该与她的主流叙事保持一致，否则就有可能被指控为外国干涉。她甚至提出了自己用来识别外国代理人的公式，暗示那些曾经欢迎她但现在停止接纳她的组织，很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理人。例如，她指出，加拿大华人博物馆在2023年7月的开幕式上没有邀请她上台发言，作为这种干涉的证据。然而，一位华人加拿大籍的参议员表示他也参加了该活动，也没有被邀请讲话。他强调政治人物并没有天生的权利被邀请参加社区活动，不应该因个人怨恨而把组织者标记为外国代理人。

匿名证词，未宣誓且未经过交叉审问的证词却被视为真相

来自““加拿大人华人关注小组（关注中共人权侵犯）”的证词，支持了报告中关于（中国）干涉和在社区中“跨国压制”的许多结论。尽管报告承认这些证人匿名作证，既没有宣誓，也没有接受交叉审问 （可是还是以此为结论的依据）。报告的许多内容（依据）是基于道听途说、政治观点和暗示，而非确凿的证据。该小组从PIFI获得了503,375.22加元的资助进行作证，并与调查合作，甚至在其2025年1月30日的声明中为《最终PIFI报告》自豪地表示：“我们很高兴我们的15项建议已全部或部分被采纳，这些建议重点关注媒体、社交媒体监管、教育、政府与侨民社区的互动、选举诚信、政府的外国干涉战略、打击虚假信息、提高情报透明度和国家安全措施。”该小组与调查委员会之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似性是显而易见。

最终报告中证词的可信度存疑

调查专员对庄文浩（Michael Chong）的讨论——他被认为未来可能成为总理博励治（Poilievre）领导下的外交部长人选——同样缺乏事实支持，而是依赖刻板印象和毫无根据的说法，例如“你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尽管庄在中国内地或香港并无直系亲属。

报告以赵锦荣（Kenneth Chiu）的案例来证明所谓的中国干涉，却未提及参议员胡元豹（Yuen Pau Woo）提交的反驳赵言论的文件。这是对加拿大华人（CC）基于政治分歧进行公开政治辩论的权利的攻击，也是对华人媒体反驳政客政治观点和行动 权利的侵犯。PIFI 专员使用赵锦荣的案例实际上是对公开政治辩论的扼杀，同时也是对拥有逾百万加拿大华人用户的中国社交媒体 微信的打压。

正如胡参议员所警告的，这些例子若非影响深远，几乎会显得可笑。按照现行法律，如果有人被贴上“外国代理人”的标签，就可能面临终身监禁，而“涉外政治活动”或“与外国实体有联系”的定义可以是：参加外国使馆举办的活动、与外国官员会面、持有相似观点，或与某些与祖籍国有联系的组织保持关系。在外国干涉调查听证会上，包括温哥华知名人权活动家在内的证人 无证据地指控华人社区领袖是“外国代理人”，似乎是想让这些领袖依据C-70法案（“反外国干涉”法）被起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新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Pam Bondi）已终止对《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ARA）的刑事执行，而（加拿大的）C-70正是以此为蓝本制定的。 许多共和党人曾强烈反对FARA，因为该法案曾被用于指控特朗普的支持者，例如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这凸显了此类外国干涉法的工具性本质，即它可以被用来逮捕和监禁政治对手。这与李唐（Henry Liang）案件形成鲜明对比。李唐是一名波士顿酒店工人兼工会活动家，因主张中美和平关系而在2023年被指控违反FARA成为中国代理人。然而，经过六天的审判，2024年2月10日，波士顿法院判定李唐无罪。

外国干涉恐慌对华裔加拿大人权利的打压、恐吓及影响

PIFI报告完全忽视了国家层面的镇压如何破坏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民主权利，这一点在蒙特利尔华人服务中心（Service à la famille chinoise du Grand Montréal）及其姐妹组织魁北克华人中心（Centre Sino-Québec）的案例中尤为明显。2023年3月，加拿大皇家骑警（RCMP）依据一家西班牙非政府组织的情报，向媒体宣布正在调查这些组织涉嫌秘密运营“中国警察站”。然而，至今未有任何指控提出，RCMP也未能说明到底什么才构成“秘密警察站”。

此案对社区的打击极为沉重：政府资金因媒体报道而迅速被削减，导致诸多关键社区服务，如新移民法语教学、法律与就业咨询、长者娱乐活动和青年实习计划大幅减少。去年春天，这些污名化指控还导致租户流失，使银行拒绝续签社区中心的贷款。为了维持运营，董事会成员不得不以个人资产作抵押获得延期贷款。2024年3月，这些机构对RCMP提起诽谤诉讼，但至今未得到任何答复。

PIFI报告中唯一提及“中国警察站”的内容是，RCMP采取了“干预措施”。例如，2024年7月，一辆巨型巴士被停放在唐人街核心地带，随后一组警员挨家挨户上门，扰乱商家和居民，社区人士因警方的压迫性存在而不敢发声。

面对这场日益严重的危机，华人家庭服务中心执行董事李茜茜（Xixi Li）和董事会主席张嘉琪（Carole Cheung）于2024年3月正式对RCMP提起诽谤诉讼。张嘉琪表示：“RCMP的行动已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令人遗憾。” 然而，RCMP已两次向法院申请延迟答辩——先是九个月，又额外拖延了四个月。如果不再延期，RCMP预计将在五月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PIFI报告还做出一系列空泛、未经证实的指控，声称中国是加拿大民主机构遭受外国干涉的“最活跃肇事者”，并将加拿大列为“高度优先目标”。但这一结论毫无事实依据，也不符合逻辑。报告依赖道听途说和含沙射影，声称中国利用加拿大华人社区作为“打压”手段，进而对整个社区成员投下阴影。此外，报告随意地宣称中国试图控制侨民、塑造国际舆论、影响加拿大政界人士，这不仅模糊了合法国家安全关切与种族歧视性恐吓之间的界限，还助长了对加拿大华人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化。

种族偏见与系统性歧视如何影响政策

百年前的《排华法案》虽已成为历史，但今天，一种新的排斥形式正在形成。

这种形式并不直接针对所有加拿大华人，而是将加拿大华人划分为“好华人”和“坏华人”。所谓的“坏华人”是指那些对中国政府抱有同情态度，或与某些被西方视为“敌对势力”的组织有所联系的人。这些人被迫感受到自己“不属于这里”。

传统的反种族主义组织和人权机构未能意识到这一潜在威胁，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合理化了对这些个人权利的压制。这种基于政治立场或对中国政府的关联来区分“可接受的华人”和“不忠的华人”的做法，正在成为一种常态。外国干涉话语的武器化，已在社会上引发对加拿大华人的怀疑和排斥，许多受害者仅因立场不同或对“中国威胁论”的怀疑，就遭受职业和经济上的打击。

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行政管理的过度扩张，而是一场有组织的国家压迫行动，利用恐吓手段打击加拿大华人的民主权利。PIFI报告里毫无依据的指控，及其对华人社区中心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灾难，凸显了对整个华人群体基本权利的严重侵犯。

PIFI报告的51项建议中，竟无一项涉及系统性种族主义、种族定性或情报误导带来的排斥性问题。这不仅反映出加拿大政府对中国的敌对态度，更暴露了长期以来加拿大社会对华人群体的偏见与制度性歧视。更值得注意的是，PIFI调查委员会中竟无一名加拿大华人代表，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制度偏见的存在。

系统性偏见如何影响政策

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进一步受到外部压力、群体思维以及国内政策的强化，并已经渗透到住房可负担性、学校招生和社会凝聚力等问题上。尽管替罪羊现象是许多有色少数族裔面临的挑战，但加拿大华人因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而受到影响更深。PIFI（外国干涉公众调查）报告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与此同时，围绕所谓外国干涉的恐慌为《C-70法案》等严厉措施铺平了道路，该法案可用于压制、污名化、恐吓，甚至监禁那些持有可能与外国政府立场相似观点的加拿大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法律可能会让与原籍国有联系的移民对参与加拿大民主进程望而却步——而这或许正是其本意。加拿大的对华政策反映在其对加拿大华人的态度上。19世纪的“黄祸”思维促成了人头税和《排华法案》的出台，当时的中国被西方视为“东亚病夫”。如今，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崛起，挑战西方的主导地位。当年的“黄祸”恐慌（对中国威胁西方或白人霸权的恐惧）演变成了当今的“中国威胁论”和所谓的中国干涉。这种思维方式导致对加拿大华人的恐惧和歧视，特别是那些不接受PIFI报告所界定的主流叙事的人。

重新思考加拿大的外国干涉叙事

外国干涉公众调查报告基本上回避了美国主导的错误信息所起的重要作用。虽然霍格（Hogue）专员警告说虚假信息是加拿大面临的最大威胁，但她却忽略了美国或许才是最具影响力的错误信息来源。该报告声称，只要消除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和伊朗（均为金砖国家）的虚假信息，加拿大的安全就能得到保障——然而，这一叙述极具误导性。

2024年2月2日，在温哥华大中华文化中心发表演讲时，卑诗省参议员胡元豹（Yuen Pau Woo）批评了这种狭隘的视角，并指出许多加拿大舆论领袖被意识形态和过时的偏见所蒙蔽。他表示，尽管外界宣称自1970年代以来加中关系“特殊友好”，但加拿大社会对中国的妖魔化倾向依然根深蒂固。诚然，中国当前面临经济和社会挑战，但加拿大在PIFI的指导下无权干涉中国的内政。胡参议员更直言不讳地表示，将中国描绘为加拿大的生存威胁纯属荒谬。

此外，他警告说，加拿大正面临日益增长的压力，被迫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这涉及外国影响力、间谍活动、网络犯罪、知识产权盗窃以及敏感研究合作等方面。这种压力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加拿大的政策决策。胡参议员认为，加拿大领导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才能在与美国的安全关系中保持平衡，而不至于歧视本国公民或侵犯他们的权利。在（现在）这样的环境下，加拿大华人，尤其是与中国有联系的人，可能会成为政策的替罪羊——这一现象与当年《排华法案》的出台颇为相似，该法案正是建立在1885年《华人移民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基础之上。不幸的是，这类措施可能会在公众中获得广泛支持，因为许多加拿大人已经接受了“中国威胁论”的叙述。尽管并非所有持这种观点的人都具有种族主义倾向，但当前的社会氛围无疑为种族偏见的滋生提供了沃土。为了减少这种危害，胡参议员呼吁提高社区意识，加强团结合作。

结束语

在2月2日的演讲中，胡参议员表示：

“我们必须抵制这种新形式的排华现象。为了捍卫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我打算成立一个组织——暂定名为‘加拿大华人的权利与自由’（Rights and Freedoms of Chinese Canadians），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独自抗争的斗争。我向所有加拿大华人发出最后的呼吁：我们绝不能让偏见或意识形态决定谁才是‘合格的’加拿大华人……我们必须团结，而不是因分裂而削弱我们的整体力量。

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社区中心所经历的磨难，例如蒙城华人服务中心（Chinese Family Services），她们因毫无根据的指控和经济困境遭受重创。这些中心之所以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社区成员团结一致，携手相助。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正是对我们的号召——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共同捍卫我们的民主权利，抵制任何形式的排斥。”

蒙城华人服务中心（Chinese Family Services of Greater Montreal）董事会主席张嘉露（Carole Cheung）也发表了最终感言：

“联邦骑警（RCMP）的行动给我们的社区带来了近两年的苦难，使我们失去了许多基本服务。这意味着我们在唐人街和布罗萨德（Brossard）的法语课程不复存在；我们对弱势老年人和遭受家庭暴力女性的支持大幅减少；我们对新移民的接待和服务能力受限；我们也失去了关键的就业研究援助。自调查开始以来，我们一直积极配合RCMP，并敦促他们投入必要的资源，以尽快完成调查，停止对我们社区社会服务的破坏。”

作者介绍：

李桦桦（Wawa Li）是一位跨学科的艺术家兼研究者，就读于康考迪亚大学，专攻数字艺术与去殖民人类学。她的研究核心围绕抵抗运动的文学以及艺术作为解放的技术。自2021年以来，她一直是蒙特利尔华埠圆桌会议下属住房权利委员会的积极成员，并于2023年在康考迪亚大学的原住民未来研究中心担任人工智能研究助理。此外，她还是一位家庭长辈和杨式太极拳的学徒。她曾在PIFI 公听会上作证，但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谢景炜 （William Ging Wee Dere）是一位纪录片导演，也是《在加拿大做华人：身份认同、平反与归属的斗争》（Douglas & McIntyre, 2019）一书的作者，该书荣获2020年蓝色大都会/蒙特利尔艺术委员会多元化奖。他是为期二十年的华人头税与排华法案平反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